洪宪纪元“冲天冠”版飞龙壹圆纪念银币被中国重要钱币参考著作收录并附有图版，至今已逾 75 年。其最早可追溯至施嘉幹所著的必备图录——《中国近代铸币汇考》，该书于1949 年初版。施氏将此版式编列为 E2-12，中文版描述及图片见第 148 页，英文版描述则在第 55 页。他对这枚币的描述相当简洁，并未明确说明其究竟属样币还是流通币。但无论如何，将此版式收录书中，足以表明他认为此币为天津造币总厂真品。
此版式再次出现，是在耿爱德里程碑式的重要著作《中国币图说汇考》1954 年第一版中。
耿氏不仅依据袁世凯服饰上的装饰与星徽样式，将此版式进一步细分为两个独立版别，更明确提出其为样币的观点，并赋予参考编号 K-664与 K-664a。他与施嘉幹一样，对这些币的描述也颇为简略，相关信息甚少。耿氏著作中有一项施氏目录未曾涉及的关键内容——他增设了“伪作”部分（现今此类伪作被视为具有收藏价值的臆造币，但在当时，因其模仿真品以图欺骗藏家，故被归为伪品），旨在教育藏家与币商，指出仿制中国造币厂版别的伪作确实存在，需加以辨别。在对其伪作章节的说明中（见第 444 页），耿爱德写道，要将某一钱币纳入该章节，不仅需要他本人认定其为伪作，还需至少三位“中国钱币学领域顶尖专家”独立得出相同结论。
由此，一个耐人寻味或许永成谜团的问题是：耿爱德是否曾对 K-664 与 K-664a 心存疑虑，却因施嘉幹先前已接受此版式，而未能跨越其自设的伪作章节准入门槛？又或是，因该版式数年前刚被收录于施氏书中，使耿爱德先入为主地认定这些币为天津造币总厂真品，从而直接予以接纳？
无论如何，这枚币始终被收录于这本最重要的中国钱币参考书中，无疑巩固了其作为中国真品钱币的地位。彼时，任何反对意见若无确凿证据，都难以撼动其真实性。此后数十年间，洪宪纪元“冲天冠”版飞龙壹圆纪念银币为中国真品钱币这一观点，不仅因该版式被大多数重要中国钱币收藏所收录而进一步强化，也因其随后被载入其他中国钱币重要参考书（如郑氏目录编号 1101、林氏目录编号 945 等）而更加根深蒂固。
尽管此版式在上述目录中均被视为天津造币总厂真品，笔者对此却持怀疑态度已久。此版式有几个方面似乎与天津造币总厂所铸的其他飞龙壹圆银币，乃至清末民初天津造币总厂铸造的其他中国钱币不甚相符。相较于中国近代人像民国壹圆或天津造币总厂所铸的其他中国壹圆币而言，此版式的雕模工艺水平欠佳，尤其是在首席雕刻师 L. Giorgi 任职期间。其雕模工艺更像是臆造仿制品（即耿爱德所称的伪作）的水准，似是雕刻师意图模仿真品飞龙壹圆的样式，以欺骗民国时期的藏家。同样，袁世凯军服上的锈蚀纹理，也更符合人们对臆造币或伪作币的预期，而非天津造币总厂的样币。藏家可能会质疑，既然洪宪纪元“冲天冠”版飞龙壹圆纪念银币最晚在 1940 年代末已为施嘉幹所知，且据称产于 1916年，它是否还有可能是伪作？然而，霍华德·伍德（Howland Wood）在 1932 年 6 月《钱币学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专门揭露了当时几种仿制热门中国钱币版别的伪作制造情况，文中并列展示真伪币图版，突显其差异。虽然该文未涉及任何版式的飞龙壹圆银币，但从文章的发表日期可以推断，在伍德察觉并着手汇编出版材料之时，臆造币或伪作币的制造至少已持续数年。因此，可以相对肯定地得出结论，臆造币与伪作币至迟在 1920 年代末期便已有生产。
前述种种观察虽引人注目，但本质上均属间接证据。要对这一神秘版式的来源提出质疑，需要更确凿的证据，这不仅需要一枚该版式钱币用于研究与检测，还需要大量同时期的其他中国钱币作为比对参照。当一枚洪宪纪元“冲天冠”版飞龙壹圆纪念银币送交 NGC 评级时，测得该币直径为 39.5毫米（刘氏收藏中的一枚亦记载直径超过 39 毫米），比普通飞龙壹圆银币大了 0.5 毫米。虽然此直径差异看似微小或无关紧要，但“冲天冠”版与普通飞龙壹圆银币直径不完全一致，实则不同寻常。因为这两种币理应是在天津造币总厂使用相同设备铸造的，且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民国壹圆币直径均为 39 毫米。近期一枚送评 NGC 的飞龙壹圆金质样币（L&M-1114），其直径同样为 39 毫米。
其次，对“冲天冠”版钱币进行了 X 射线金属测试，以将其表层成分与同时期的普通中国壹圆币进行比较。测得其表层成分为 92% 的银、6.64% 的铜，其余 1.36% 为铅、锡等微量元素。由于该分析仅测量钱币表面数微米深度的成分，其结果相当普通且不具决定性，因此需要采用其他检测方法。我们决定对边齿进行研究，并与天津造币总厂在清末民初时期铸造的其他飞龙版别以及壹圆规格钱币的边齿进行比较。
统计边齿数是一项直接却繁琐的工作。最可靠的方法是拍摄钱币，使其整个边齿清晰可见，并确保光线充足，随后通过图片逐一清点齿数。可以选择清点币边的凸起齿，或齿间的凹陷槽。在本次分析中，我们统计的是凸起齿之间的凹陷槽数量。我们对以下钱币进行了计数：“冲天冠”版飞龙壹圆银币（L&M-945），齿数为 170；1912 年孙中山像壹圆银币（L&M-42），齿数为 180；普通飞龙壹圆银币（L&M-942），齿数为 182；飞龙金质样币（L&M-1114），齿数为 182；1914 年 袁 世 凯 戎 装 像 壹 圆 银 币（L&M-858）， 齿 数 为182；1911 年大清银币壹圆（L&M-37），齿数为 182；袁世凯像壹圆单面样币（Kann-642F），齿数为 182；1914年袁世凯像壹圆样币（L&M-72），齿数为 182；1914 年袁世凯像壹圆银币（L&M-63），齿数为 183；1908 年造币总厂光绪元宝七钱二分银币（L&M-11），齿数为 183；1912 年黎元洪像壹圆银币（L&M-45），齿数为 186；以及 1921 年徐世昌像仁寿同登纪念币（L&M-864），齿数为187。
收集的数据显示，在 1908 年至 1921 年间，大部分可供检测且确认为天津造币总厂铸造的壹圆规格钱币，其边齿数均为 182，包括所有版式的飞龙壹圆银币以及除 L&M-63 外的所有袁世凯像银币（L&M-63 铸造时间跨度约 40 年，且出自多家造币厂）。唯一的例外是“冲天冠”版，其齿数为170，与所有检测过的其他天津造币总厂飞龙壹圆银币相比，足足少了 12 个齿，也比所检测的任何其他版别中齿数最少的还少 8 个。考虑到“冲天冠”版直径更大——其边圈表面积更大，按理齿数应比直径较小的同类币更多——这一差异显得更为惊人，也引发了更深疑虑。事实上，直径同样为39.5 毫米的徐世昌像仁寿同登纪念币齿数为 187，为所有检测币中最高，这就印证了直径与齿数正相关的规律。
以边齿数作为证据或许并非完全确凿，亦非详尽无遗。同时，许多带有路易·乔治（L. Giorgi）签名的版别在检测期间无法获取以进行边齿计数。同样，笔者曾尝试在 NGC 评级室收集数枚臆造壹圆币，希望能对它们也进行边齿计数，以便与“冲天冠”版飞龙壹圆银币以及天津造币总厂同时期的其他壹圆币进行比较，但未能成功。要就“冲天冠”版飞龙壹圆银币的真实来源得出明确结论，尚需进一步分析与研究。但本文提出的证据，至少应引发对其铸造时间与地点的质疑，并开启一个探讨话题：鉴于该币在外观上与其他清末民初天津造币总厂产品存在显著差异，且边齿数与直径也各不相同，它何以在长时间内似乎未经严肃审视就被中国钱币学界所接纳？
注：NGC 将继续以本文发表前相同的方式封装并标注
L&M-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