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非常感谢您今天抽出时间接受采访。
KA：不客气。
CG：我想围绕您几篇论文中的观点请教几个问题。首先，在您为《剑桥中国经济史》（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撰写的章节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铸造银币？”这是否因为农民和普通百姓日常使用铜钱，并不需要银币，而商人进行大宗交易时使用银锭更为方便？
KA：这需要从中国货币的漫长历史中寻找答案。早在公元1 世纪，铜钱就和丝绸一起在商业中流通。大约 10 至 11 世纪以后，银锭逐渐取代了丝绸的位置。政府并没有发行过“丝绸货币”，它完全是在使用中自然形成的。白银的情况也一样，并非由任何政府法令规定其货币地位。此外，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铜钱是基础的小额单位——即“一文钱”。当时存在两套面额体系：一套是以铜钱为基础的，面额很小，不可再分，类似于孟加拉和西非的贝币。整个经济就建立在这种小面额单位之上。但当需要处理 100 文、1000 文这样的大额时，人们采用了一种“抽象”的计量方式，也就是“短陌”制度——例如，实际只用 77 枚铜钱就当作 100 文来用。而在使用贵金属货币的欧洲和印度，情况正好相反：那里的基础小额单位（如英国的“便士”）反而是“抽象”的存在。换句话说，中国的面额体系是自下而上形成的，而欧洲和印度则是自上而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很难把一种新的贵金属强行纳入一个自下而上的面额体系。10 世纪以后，当白银开始被用作货币时，人们不知道该如何给它设定一个固定的面额，于是沿用此前使用丝绸的方式来处理白银。由此可见，中国和欧洲的货币体系是完全不同的。
CG：即便同是白银，银元与银锭之间的汇率每天也都在波动。
KA：是的。问题不在于含银量，而在于市场是否接受。比如，蚕茧收获后，上海方面会运送银元来采购丝绸。市场对银元的需求因此大增，导致银元相对银锭升值——尽管两者本质上都是白银。
CG：您提到“看银”，将其定义为区分良币与劣币的操作。
KA：“看银”由来已久，尤其活跃于 15 世纪，在亚洲各地都很普遍。我在研究日本中世纪货币的哈佛论文中也谈到过这一点。从冶金技术上看，铜的提炼分两种方式，其中一种是精炼硫化铜矿。中国人早在 11 世纪就掌握了这项技术，能够大规模提炼铜矿，这也是为什么从宋代开始，铜钱的铸造量激增，据估算达到了约 2000 亿枚。但到了 12 世纪初，硫化铜矿资源逐渐枯竭，铜价随之上涨。而日本在 15 世纪开始掌握硫化铜矿的精炼技术，此时中国铜钱紧缺，大量来自日本的铜钱开始流入。这些日本钱币实际上是宋钱的仿制品。由于真品宋钱表面会形成一层蓝色的铜锈，商人们面对两种成色不同的铜钱——一种是高质量的“真品”，一种是低质的“仿品”——“看银”也就随之产生了。换句话说，日本人当时在仿制（或者说“伪造”）中国宋代的铜钱。于是市场上同时流通着两种宋钱：真正的、高品质的青钱和较新的日本仿制品。市场自然会进行筛选。人们不愿意把新旧钱混用，否则资产价值会被拉低。而颜色上的差异让筛选变得相对容易。值得强调的是，这种“良币”与“劣币”之间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并存，这与格雷欣法则所描述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机制不同。另外，日本并没有进口黄铜钱，因为颜色不同。日本在仿制宋钱时，缺乏生产黄铜所必需的锡。但这种仿制在当时并不违法，只是对旧有钱币的模仿，属于合法行为。
CG：在您 2005 年的论文中，曾提到 1456 年江南地区伪造的“永乐通宝”流入北京，这些假币含有大量锡（实际是青铜），结果导致真品永乐通宝被挤出流通。
KA：这正对应了前面说的“青钱”（旧钱）和“黄钱”（新钱）之分。1435 年至 1502 年间，中国政府基本没有铸造新钱，民间的货币需求催生了大量假币。
CG：如果日本和西班牙当时没有大量输出白银，您认为中国是否会自行转向某种银本位制度？毕竟中国本土的白银大部分依赖海外输入。
KA：明朝沿袭了元朝的制度。元朝发行的纸币，其计值单位就是“银锭”，这远比西班牙白银的流入要早得多。
CG：到了乾隆时期（1735—1796 年在位），白银需求下降，铜钱主导了日常交易。这是为什么？
KA：17 世纪至 18 世纪初，银锭虽然占据主导地位，但使用起来非常不便。对普通人来说，银锭面额太大、太昂贵；而且与沉重的铜钱不同，白银更容易从地方市场流向大商人和官府。这导致米价等基本商品价格大幅波动。比如，由于银根外流，大米可能从小村庄被倒卖到大城镇，造成农村米价剧烈震荡。因此，政府必须采取措施稳定地方市场。这一过程分两步：首先，政府大规模铸造铜钱，其铸造量是自11 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上第二大的。乾隆年间通过开发云南铜矿，确保了铜钱的高质量。其次，从明代到清代，官方铸币逐渐从青铜转向黄铜。黄铜因为含锌，颜色不同。起初锌价不菲，但随着锌矿的不断发现和开采，价格逐步走低。到 18 世纪中期，政府已能以较低成本大量铸造黄铜钱。正是锌价下跌，让乾隆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铜钱铸造量的第二个高峰期。
CG：据我所知，明朝早期（约 1435 年以前）主要使用青铜（铜锡合金）。此后有 70 年没有铸钱，直到 1487 年才恢复，而这时铸造的主要是黄铜（铜锌合金）。
KA：黄铜钱是从嘉靖年间开始的。
CG：马尼拉建成于 1571 年，同年万历皇帝即位。您还提到，铜钱在 1573 至 1576 年间急剧衰落，这正是万历朝初期。而且，万历朝也是“打戳铜钱”开始出现的时期，恰好与西班牙人到达的时间吻合。这个时间点显得颇为蹊跷——万历之前的铸币基本没有戳记，之后的铸币也很少被打戳，只有价值更高的白银上才会出现戳记。
KA：首先，真正大量发行铜钱，是从万历朝才开始的。嘉靖朝铸钱很少，而 1435 至 1487 年间更是一枚未铸。实际上，万历朝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头十年左右，发行的钱币工艺精湛、品质上乘；但到了后期，特别是进入 17 世纪以后，质量明显下降。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戳记会在这个时候出现。我推测，只有早期那些高质量的万历钱才被人打上戳记。这些优质钱币在某些城市会持续升值，甚至一百年后依然如此。只有那些品相好的万历钱才流向了亚洲其他地区。当时人们试图用这些良币去淘汰市面上的仿制品，但并未成功。而中国官方之所以铸造劣质的万历钱，是为了赚取铸币税。17 世纪 70 至 80 年代，福建地区同时流通清钱和宋钱。宋钱被认为品质更佳，被人囤积起来，日常交易则主要使用清钱，比价为 3 枚清钱兑换 1 枚宋钱。宋钱从流通中消失后，万历钱便取而代之。
CG：这是不是因为明朝有大约 70 年没铸钱，而万历在位近 40 年，是明朝在位最长的皇帝？他的继任者甚至没撑过一年。
KA：万历之前的几位皇帝，铸钱量都很少。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因财政赤字严重，大量发行贬值钱。只有万历朝有能力发行如此海量的高质量铜钱。这也是为什么万历钱相对清钱会升值。所以，被戳记的大概正是这些优质的万历钱。
CG：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 19 世纪晚清福建的大额五十文和一百文钱上。晚清政府因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以及贸易形势恶化，财政和经济压力巨大，这时期的铜钱可能也被大幅贬值了。
KA：没错，这导致了铜的短缺。铜价相对于银价上涨，铜钱产量自然下降。另一个原因是 19 世纪末，西方开始普及电力，全球铜价随之上涨。
CG：日本的情况如何？日本在 18 世纪末开始使用长方形银币，其中一些也带有戳记，通常是一两个小标记。
KA：这是日本第一种按“枚数”而非重量计值的银币。1853 年日本开国后，白银开始外流。我推测，这些戳记可能是外国商人所为，或者是在日本境外打上去的。
CG：您提到西班牙卡洛斯银元（8 里亚尔）曾用于安徽与广东之间的大米贸易，而日本一日元银币则用于福建与江西之间的棉花贸易。也就是说，特定的商品贸易会使用特定的外国银币？
KA：是的。以江南到广东的大米运输为例，因为西班牙银元供应稳定，这条贸易线就只使用这种银元。甚至在卡洛斯银元停产后，这一习惯仍然延续。这些细分市场出于各自的原因，逐渐形成了使用特定钱币的惯例，并因习惯和熟悉而固定下来。在外人看来，中国某些地区同时流通着多种外国银币，似乎很奇怪，但在当地市场中却非常合理。
CG：您曾写道，到 1924 年，中国流通中约有 9.6 亿枚银元，其中 7.5 亿枚是袁世凯像银元（“袁大头”），另外 3000万枚是外国银元，很可能主要是墨西哥鹰洋。也就是说，到 1924 年时，墨西哥鹰洋大部分已退出流通，而 1900 年它还是最主要的银币。这一转变发生得非常快，尤其考虑到1911 年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经济一度陷入混乱。
KA：是的，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墨西哥和中国的政局变化，外国银元消失得很快。1924 年，除大连地区主要使用日本日元和朝鲜银行券外，袁世凯像银元是使用最广泛的货币。一战前，墨西哥鹰洋曾是溢价流通的主要货币，而日元则主要用于厦门和福州一带。
CG：那么，中国当时存在多个不同的货币区？
KA：正是。这也是为什么不同地区会有各自的主导货币，而在进行跨区域贸易时，人们不得不进行货币兑换。
CG：这些银元兑换要通过钱庄（“看银师”），他们要收取手续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银价上涨，白银流出中国。墨西哥也正经历革命（1910—1920 年）带来的政治动荡。“花边鹰洋”（Cap & Rays 版）的设计在 1909 年终止，后续版式要么不被中国人接受，要么因输入量少而很少见到带戳记的。
KA：原来如此，很有意思。
CG：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几乎没有带俄国戳记的银币？中俄之间有漫长的共同边界，贸易往来肯定不少，但带戳记的俄国银币极为罕见。
KA：也许满洲地区会有些？我对满洲的货币史研究不深，
但我知道中国曾向俄国出口茶砖。
CG：您还写过一篇关于玛丽亚·特蕾莎塔勒银币的论文。为什么这种银币几乎没有流入中国（只有极少量）？它主要流通在红海周边，如埃塞俄比亚、也门、沙特阿拉伯、莫桑比克。
KA：玛丽亚·特蕾莎塔勒银币没有进入西班牙银元主导的区域，但确实在你提到的红海地区以及西非、黑海一带流通过，只是流通范围逐渐萎缩。而且，奥地利与中国之间没有直接的贸易往来。
CG：西班牙与中国的直接贸易也很少。对西班牙人来说，白银更多是出口商品。
KA：货币的供给和需求一样，都面临诸多限制。一种钱币如果不能被持续、稳定地供应到中国市场，就很难像墨西哥鹰洋那样被广泛接受。货币供给的弹性很低。比如，某年粮食大丰收，本可以多出口大米，却可能因为没有足够的货币而无法实现。因此，保持一定的货币储备总是有利的。西班牙银元和日本丁银（银锭）供应相对稳定，所以一旦市场上习惯了使用某种钱币，就很少有人愿意改变。
CG：但到 1914 年，墨西哥鹰洋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
KA：此后，白银需求与欧洲出口紧密相关。1914 年一战爆发后，外国银元便迅速消失了。
CG：与此同时，墨西哥革命也在进行。
KA：是的，中国本土银元在偶然间获得了一个巨大的机遇。
CG：也就是说，如果一战没有发生，外国银元可能还会继续在中国流通。
KA：很可能如此。
CG：好的，我就不再占用您更多时间了。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分享。
KA：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