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世界钱币展览会的喧嚣刚刚散去，2025 年 2 月 1 日，冠军拍卖团队便踏上了前往奥地利的旅程。这次行程的核心目标，是再次造访久负盛名的奥地利造币厂——这座承载着中奥货币交流百年记忆的殿堂。
三访造币厂：新的发现
2 月 2 日清晨，团队如约抵达奥地利造币厂。这已是团队第三次踏足此地：周迈可先生曾于 2024 年 6 月首次造访；2025 年，他再次与维也纳大学考古系教授休伯特·艾默瑞格（Hubert Emmerig）前来，为更新《中国近代机制币精品鉴赏》第四版搜集资料。而这一次，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加惊人的发现。
造币厂首席雕刻师赫尔穆特·安德森林格先生（Helmut Andexlinger）热情接待了团队。他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就在最近，他在造币厂档案深处发现了一批极为特殊的藏品：民国时期奥地利造币厂为中国制造钱币的大型铁质样品。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珍宝，静默地躺在这里近一个世纪，等待着被重新发现。
熟悉的脉络：再睹普拉切特的石膏遗产
交流中，我们首先再次细致观摩了那些已成为研究基石的关键实物——由奥地利造币厂雕刻师理查德·普拉切特（Richard Placht）于 20 世纪 30 年代精心创作的原始石膏模型。这批珍贵的遗产传承有序，来自前首席雕刻师托马斯·佩森多夫（Thomas Pesendorfer）的交接。虽在之前的探访中已为我们初揭面纱，但此次我们带着更具体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求证。
模型背面的德文铅笔字迹，始终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在之前的访问中，我们对一些专业术语感到陌生，无法完全解读其含义。这一次，我们特意就此请教了赫尔穆特先生。他逐一为我们解释，确认了全文为“China N1 . Muenze R. Placht 19XX K.XXXX …”，明确了这是“中国第一造币厂（中央造币厂），R. 普拉切特，年份…，维也纳造币厂档案编号 K.XXXX”的完整档案标注。
一个关键的细节引发了我们的讨论：我们注意到，有几块石膏模型上，铅笔标注的完成年份晚于钱币本身的纪年。我们就此向赫尔穆特先生提出了疑问。他解释道，虽然石膏模型上标注的年份通常是其制作完成的年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作进度，但由于雕刻流程复杂、中途可能修改或后期归档标注时的细微偏差，这个年份并不绝对等同于设计指令下达或币面纪年的时间，它与实际币面年份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这是档案中可能出现的正常情况。这一解释，让我们对造币厂历史档案的解读增添了新的、更审慎的维度。
与此同时，我们更加仔细地审视了模型的正面边缘。那里阴刻的文字信息呈现出一种灵活的记录习惯：有时是雕刻师“R. Placht”的签名，有时是面额或日期，有时则是这几类信息的组合。这些刻痕与背面的德文标注相互映照，共同构成了每件作品独一无二的“身份档案”。
此刻，这些跨越正反两面的文字，已不再是陌生的符号，而是串联起设计者、委托方、制作时间与机构档案的可解读的历史坐标。我们重新审视这组熟悉的系列：
- 民国十八年孙中山侧面像石膏模型两块（尺寸不同，用于主辅币）
- 帆船壹圆银币主币帆船面石膏模型
- 帆船半元银质辅币帆船面石膏模型
- 帆船壹角银质辅币帆船面石膏模型
- 民国二十五年孙中山侧面像石膏模型
- 民国十八年孙中山正面像石膏模型
- 民国十六年陵墓图案石膏模型
这次重访，不仅是对已知文物的温习，更是通过关键信息的辨读与释疑，使这段跨国合作的脉络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与立体。历史在细节中显露真容，而我们也为接下来迎接那些从未面世的“钢铁记忆”，铺平了理解的道路。
五国竞标：一场国际铸币竞赛
这些石膏中，孙中山像背帆船银币的产生背景广为人知：1929 年，为推行“废两改元”的国币改革，国民政府向美、英、意、日、奥五国顶尖造币厂发起了一次国际性的样币设计竞赛，以期铸造全新的孙中山像银元。
然而，长期以来，这段历史的诸多细节，尤其是各国造币厂究竟承担了何种具体角色，大多不为人知。而此次奥地利造币厂之行的关键突破，正根植于一项最新的研究进展：早在2025 年 1 月，周迈可与休伯特教授造访后，休伯特教授便凭借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在造币厂浩瀚的档案库中，为我们发掘出了此前从未被系统研究的原始生产记录。
这些档案并非孤证。它们与我们掌握的另三项关键史料完美地构成了一个证据链条：首先，是实物证据，即我们眼前这批由普拉切特亲手雕刻的石膏模型。
其次，是原始设计记录。正如我们此前文章所提及，休伯特教授早在 2024 年 6 月就发现了一本记录理查德·普拉切特1938 年前工作的内部书籍。书中明确记载了其设计的中国钱币项目：编号 239-246 即为民国十八年（1929 年）孙中山像帆船币系列，编号 318-320 则是贰拾分、拾分和伍分镍质辅币——这与我们看到的石膏模型完全对应。
第三，则是权威历史文献。耿爱德（Eduard Kann）在《中国币图说汇考》中详述：“中国财政部于1929 年下令……维也纳造币厂也获得指示，为半元、贰角和壹角这3 个面额的辅币提交设计和母模……根据理查德·普拉切特的设计而打制的试铸币被生产出来，母模被运至南京。”他更指出，厂方仅每款保留两套试铸币，其中一套就在他的收藏中。
当我们向赫尔穆特先生讲述这段由档案揭示的历史时，他显得既兴奋又感慨。他表示，自己虽然常年守护着这些石膏模型，但它们“只是在那里”，其背后完整的时代故事与跨国合作的宏大背景，却一直模糊不清。是这些重见天日的档案，为这些沉默的实物注入了灵魂。
正是这些档案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奥地利造币厂在这场竞赛中，其角色远不止于提交设计样币。原始记录清晰地显示，该厂实际上为民国中央政府生产了大量辅币。这一发现，将奥地利造币厂的角色从“参与者”明确为关键的“实际供货方”，为理解民国货币统一进程中的外包合作提供了无可辩驳的一手证据。《东亚泉志》编辑周边先生已据此撰写了专题文章，发表于《东亚泉志》第 37 期柏林特刊（详情见第62 页《一份珍贵的资料——奥地利维也纳造币厂原始文档中的民国铸币史料》）。
因此，我们眼前的这些石膏模型，以及后续即将揭示的惊人铁质样品，其意义因这些档案而彻底改变。它们不再是孤立的艺术品，而是一段被完整档案所印证、被宏大历史所包裹的珍贵实证，沉默地诉说着 90 多年前那场跨越欧亚的金融与技术合作。
从黏土开始：东西方雕刻师的工艺共鸣
这段深入交流的缘起，是我们向赫尔穆特先生提出的一个具体问题：在与中国钱币设计大师余敏先生的合作中，我们了解到他始终坚持从黏土模型开启创作。那么，20 世纪 30 年代的奥地利雕刻大师们，是否也遵循着同样的艺术路径？
我们的主动询问，立刻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完全一致，一切都始于黏土。”赫尔穆特先生说道。当我们紧接着追问，是否还能见到普拉切特当年为中国钱币制作的黏土原模时，他摇了摇头，给出了一个关键的解释：“没有。根据严格的保密传统，为特定项目制作的黏土模型，在翻制成石膏后就会被销毁，以防止设计外流。”
尽管无法得见那最想看到的原物，但赫尔穆特旋即为我们带来了次珍贵的接触机会——留存的一些普拉切特为其他项目制作的、极少数未被销毁的黏土模型、黏土团和他的原始工具。
赫尔穆特表示，每位雕刻师的黏土成分都是自己秘密调配的，其配方绝不外传。这种独特的黏土直接决定了塑形的细腻度与最终的艺术表现力，而普拉切特的配方如今已几乎无法被完全复现。
接着，他手持普拉切特的旧工具，为我们生动复原了当年的工作场景：“雕刻师正是这样，将黏土一片一片、极薄地、少量多次地切下，然后精准地敷在光滑坚硬的石质底板上。他们凭借双手的触感和特制工具，在这柔软的材料上不断地堆塑、精雕、调整。”
这次由追问引发的实物观摩，弥足珍贵。
意外的铁质样品
当赫尔穆特先生将我们从石膏模型前引向另一批更为厚重的藏品时，一段几乎被文献简化为传闻的历史，迎来了它最坚实的物证。
这些一比一石膏的铁质模型非常少见，甚至连赫尔穆特也不知道这些铁模是怎么制作的。他表示，这些应该不是浇铸的，因为如果是浇铸的，细节不可能保留得如此清晰。我们造币厂档案中很少有这样的铁模。
除了之前看到的石膏对应的铁模外，团队还见到了一块极为罕见的铁模——民国十八年孙中山正面像银币的铁质阳模。
在返回上海后，团队立即将其与耿爱德的《中国币图说汇考》文献图片进行比对。铁模的肖像风格、面部细节，与书中图片编号 619 所载的、未完成的“无纪年同类型孙中山像试样”高度吻合。耿爱德在此图说明中特别注明：“it is unknown at this stage which country produced it”，这表明，此试样在历史上源头成谜。
这一对应关系极为关键。它意味着，耿爱德当年虽无法确定这枚无纪年试样的铸造国，但其图像被清晰记录了下来。如今，我们通过这枚在奥地利造币厂档案中发现的原始铁模，首次为其明确了身份——它正是奥地利雕刻师普拉切特在参与 1929 年五国竞标过程中所创作的设计之一，很可能是一个中途的设计稿或未采用的备选方案。
至此，一个历史的谜团被解开：文献中那张源头不明的 619号图片，其“出生地”正是维也纳。而这枚铁模，也并非广为人知的、带有“十八年”纪年的奥地利竞标最终呈样（即背面为三帆船设计的 Type 617），而是一个更为原始、可能更早的设计阶段实物。
此刻，历史的断裂处被重新焊接。耿爱德当年虽无法确认这枚试样的铸造国，但我们知道，他正是通过与维也纳造币厂总雕刻师理查德·普拉切特的通信，才获得了关于奥地利样币的核心信息。他书中这幅很可能普拉切特本人提供的正面像照片，长期以来是此币存在的唯一图像证据。因为，这枚币从未出现在 1970 年代的耿爱德旧藏拍卖、1991 年的古德曼旧藏拍卖等任何重要目录中，公开拍卖市场亦从未见其踪迹，网络上流传的图片均与真模不符。
那么，当年试铸出的实物样币，究竟身在何处？根据前文提到的维也纳造币厂的习惯，他们通常会铸造五枚样币。我们明确知悉与这枚铁模精确对应的民国十八年孙中山正面像背帆船壹圆银币试铸样币，目前有一枚现存于中国台湾藏家手中，出自 1972 年Jess Peters 销售目录（LOT 478），其他尚未可知。
赫尔穆特还透露，我们离开后，他根据铁模的线索再次寻找，最终成功找到了与之精确对应的石膏模型。由此，我们构成了一个全新的证据闭环：奥地利造币厂原始模型（铁模 / 石膏）→ 耿爱德目录中源头不明的 619 号试样图片 → 确认为奥地利厂未完成设计稿。这不仅为一份“无名”文献找到了实物归属，更为理解五国竞标中那些未被最终采纳的、处于修改过程中的设计，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物质证据。历史研究中那个“unknown”的标注，在维也纳的档案库中，终于获得了确切的答案。
除了孙中山正面像背帆船壹圆银币的铁模外，我们还见到了民国十六年孙中山正面像背陵墓壹圆银币的正反面铁模。赫尔穆特向我们解释道：“正面像的雕刻比侧面像更为困难，因为侧面像可以通过侧面的轮廓来展示人物的特征，但是正面像则需要在仅几毫米高的浮雕中展示人物的面部特征。因此钱币中侧面像较之正面像更为常见。”这些铁模之后会经缩模机进行缩小，用于制作模具。
雕刻师的哲学：在艺术道路上不断前行
在造币厂，赫尔穆特还接受了周迈可先生的采访。采访的第一部分正是以上的当年奥地利造币厂从黏土到石膏再到铁模的整个制造流程。而采访的第二部分探讨了赫尔穆特为何能不断推陈出新，创造精品。他沉思片刻后回答：“要不断进步，确实有很多人很有才华，他们在较为年轻的时候便已经做出了一些精彩的作品，变得富有和出名，在此之后便开始止步。而继续努力则是一条更为艰难的道路，但是却是一条能让人获得另一种愉悦的道路。从这条道路走，才能不断创造出优秀的作品。”
人工智能与手工艺术的未来
采访第三部分探讨了人工智能对艺术设计的改变。赫尔穆特的观点引人深思：“现在的人工智能确实能达到一般设计师六至八成的设计水平，但是一个专业的设计师，可以一眼看出哪些是人设计的，哪些是人工智能设计的。也许有一天人工智能设计会成为大众主流，但是始终会有人喜欢人工设计的，到时候甚至可能会成为一种奢侈品。”
更多内容将在采访文章中分享。
追寻更早的印记：1885 年的神秘钱币
当天下午，团队再度会见了维也纳大学历史系教授休伯特。交谈很快聚焦于一个具体而关键的线索：我们在记录理查德·普拉切特 1938 年前工作的官方文献中，明确看到了关于一枚 1885 年奥地利为中国制造的机制方孔铜币的记载。
根据其年份，这枚钱币如若实物尚存，很可能跻身中国最早机制币之列，将把中奥铸币交流的历史再向前推进数十年。更重要的是，文献注明该币可能保存于维也纳历史博物馆。
我们当即向休伯特教授提出，这枚方孔钱是追寻奥地利对华铸币技术输出的重要起点。教授对这一线索高度重视，并欣然答应协助我们，尝试联系相关档案馆，一探该币究竟是否馆藏于此，以及能否申请观摩实物。
此外，在我们告别维也纳后，休伯特教授又为我们发来一份珍贵的资料——由著名钱币藏家与学者李察·伟德（Richard Wright）撰写的专题研究。该文献详细梳理了维也纳造币厂在 1910 年为清廷试铸“宣统年造”大清银币的史实与相关样币情况，进一步揭示了这家欧洲造币厂与中国近代币制更深的渊源。我们将在后续的系列文章中，对这一重要内容进行详细介绍与解读。
历史的回响
这些石膏模型、铁质样品，不仅仅是冰冷的金属和石膏，它们是历史的载体，是两国文化交流的见证，是那些早已逝去的雕刻师们艺术灵魂的凝结。
从 1929 年五国竞标的设计竞赛，到今天这些重见天日的珍贵档案；从普拉切特精心调配的黏土，到赫尔穆特对传统工艺的坚守——这是一条跨越近百年的艺术传承之路。
团队知道，这次发现将重新书写中国近代机制币历史的某些篇章。而这些珍贵的历史实物，也将通过未来的展览和研究，向世界讲述那段国际铸币技术交流与竞争的辉煌岁月。
每一次探访都有新的发现，每一次发现都让我们更接近历史的真相。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所在。
冠军拍卖团队的奥地利之旅，不仅是一次简单的造访，更是一次历史的深度对话。而这些对话的成果，将在不久的将来，通过展览、出版物和学术交流，与世界各地的钱币爱好者、历史研究者分享。
历史从未真正沉默，它只是等待着被聆听。而这一次，在维也纳的造币厂里，人们又一次听到了它清晰而动人的回响。